轉折的跡象：中國工業生產較上年增長率（來源：國家統計局）

據《經濟學人》報道，在八月，中國報告稱貿易及工業生產出現強勁增長（7月增長率達9.7%，見上圖），人們對經濟數據的擔心有所緩和。然而，在周期性波動的背后，中國的增長勢頭無疑正在減緩。

確定中國經濟發展能達到最大速度的因素是中國勞動力、資本以及經驗的綜合生產能力，這能決定在不發生通貨膨脹情況下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最新數字表明，中國可持續的增長速度接近當前的7.5%，而不是高歌猛進的10%。

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這種結構性的放緩既不可避免，也受人歡迎。它標志著中國增長模式的進步，因為這樣可以縮小與先進國家在技術上的差距，更多地將資源轉移到服務業。

克魯格曼指出，中國已經耗盡了“多余的農村勞動力”。過去，大量中國人從農村涌入工廠和城市，使工資較低水平，提高了投資回報。這種潮流已經減緩，而且在有些地方出現了逆轉。因此，中國不能繼續通過向來自農村的新勞動力配置資本的方式實現增長。“資本擴大”必須讓位給“資本深化”（即對每個個體工人增加更多的資本）。隨著這一進程，投資回報將會“大幅降低”及“劇烈下降”。由于投資為需求的一大來源——幾乎占整個需求的一半——這種下降將是無法彌補的。事實上，中國將一頭碰在“長城”中。（這種比喻非常明顯，可以從太空中看到。）

問題是克魯格曼先生的擔心到底有沒有根據。他說中國正在耗盡“多余的”勞動力并沒有錯。中國的農村已經不再人滿為患，可以隨便離開。現在農村勞動力一離開，當地勞務市場就出現緊張局面，離開地區的工資就會上漲。要引誘他們離開，他們所去地方的工資水平必須提高。

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方（Cai Fang，音譯）卻認為，中國農村多余勞動力早在2003年就已耗盡。假如經濟發展要遇上大麻煩，那么早在10前就應該發生。事實上，2003年以后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一段時間以來，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工業及服務業并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從1995年到2012年，這種勞動力轉移為中國經濟年增長的貢獻僅為1.4%，蘇格蘭皇家銀行的路易斯?奎伊斯（Louis Kuijs）說，近期的主要增長來自于工業行業工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新勞動力的轉移。

克魯格曼和其他一些受人尊敬的評論家（比如北京大學知名的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批評中國投資率過高肯定沒有錯。投資應該擴大一個經濟體的產能，滿足消費者以及出口市場的需要。不過，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的許多投資支出是徒勞的：只是為了增加產能而增加產能。

然而，由于存在一個儲戶選擇余地有限的體制，過度投資還不是不穩定的因素。政府設置了存款利率的上限，銀行犧牲儲戶的利益，給公司借方提供優惠――實際上等于向儲蓄人征稅，給國營企業提供補貼。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李宏（音譯）及合著者2012年發表的報告，2001年到2011年期間，這種家庭儲戶向大機構的借貸方的財富轉移平均為年GDP的4%。利用這種補貼，大公司可以投資否則無法獨自支撐的工程項目。報告的作者估計，中國的投資率應當接近40%而不是48%。然而，只要儲蓄人繼續提供資金，這種扭曲就可以得到維持——還有，考慮到中國對資本外流的控制，儲戶們幾乎別無其它選擇。

顯然，中國應當降低投資率。但是，克魯格曼與其他一些人卻認為，降低投資率可能引發經濟崩潰。他們的憂慮反映在伊·哈羅德（Roy Harrod）和埃弗塞·多馬(Evsey Domar)設計的具有70年歷史的增長模式上。按照這種模式，經濟能夠在繁榮與崩潰的尖銳矛盾中實現平衡。

這種增長模式承認，投資在經濟中發揮著雙重作用。正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所指出的那樣，投資既是“產能過剩的來源”，也是“需求的來源”。有時，這兩種作用會發生矛盾，如果經濟增長放緩，那么經濟就不需要增加那么多的產能，也就意味著投資減少。但是，投資支出同時也是需求的來源，減少需求同時意味著需求減少，進一步降低了經濟增長。在避免產能過剩的過程中，經濟最終卻創造了更多的產能。

然而，這種模式在多大的程度上適合中國的情況？中國既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資率，又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穩定的國家。大概因為中國的投資部分地是由政府掌控的，當其它來源的需求出現疲軟時，政府可以鼓勵更多的資本性投資，反之亦然。中國的國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投資機構可能不會將資金分配到合適的項目上，但他們至少可以在恰當的時機進行投資。

李宏與其同事指出，產生同樣相同的經濟增長中國需要更多的投資（有些經濟學家稱之為增量資本產出率，這一產出率正在上升）。

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崇尚節儉：存款率遠高于投資率。然而，儲蓄人與投資人通常并不是同一個人，處于他們中間的是中國的金融體系。這一體系將巨大的資源從前者轉移到后者手上。據高盛統計，2012年中國公司的債務達GDP的142%，政府支持的投資工具的債務又占去GDP的22.5%。

金融系統慷慨的輸金管道

2008年，美國危機發生之前也曾出現過類似的信貸繁榮，199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因此，人們自然擔心中國可能遭遇相同的命運。然而，仔細研究中國的發展歷程顯示，中國不可能重蹈覆轍。

經濟學家有時候把美國的危機分為兩個段：第一階段是房地產泡沫，第二階段是雷氏兄弟破產。早在2006年，美國的房價開始下跌，讓美國家庭的財富受損。房地產建設項目急劇下降，給經濟增長帶來巨大壓力，許多建筑類工作崗位消失殆盡。但頭兩年里，美國央行美聯儲采取措施，抵消了對經濟增長的大量損傷，失業只呈現小幅上升。

2008年9月雷氏兄弟公司破產，引發嚴重的金融恐慌，之后，一切都改變了。誰也不知道貸款違約會帶來多大損失，也不知道誰會最終承擔這些損失。債權人、投資者、中間商以及交易商緊急采取各種手段，以確保他們不會成為最后的損失承擔者，他們收緊信用額度，要求更高的抵押品并拋售手中的證券。

他們橫沖直撞，四處尋找出路。與要逃避的危險相比，這些行為對整個經濟造成的損失更為嚴重。雷氏破產的沖擊之后，大量可控的抵押貸款破產成為災難性的流動性問題。過去的貸款錯誤破壞了現在的金融供給。

中國可能經受與美國經濟減緩的第一個階段相類似的情況，但應該能夠避免出現第二階段。中國將不允許任何大型金融中介機構出現破產。投資者可能停止購買為中國所謂影子銀行提供資金的理財產品（WMPs）。然而，中國影子金融提供的資金比美國的規模要小得多。如果投資者不買理財產品，他們可能重新轉向傳統的銀行存款。因此，銀行應當有能力阻止發生曾讓美國經濟遭受慘重損失的信貸緊縮。即使這樣，如有必要，政府仍然擁有實施貨幣及財政刺激的更大余地。

經濟重組對于中國并不陌生。過去十年里，農業中的勞動力比例從原來的二分之一下降到三分之一。出口從2007年GDP的38%下降到去年的26%，現在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量與工業旗鼓相當。這種就業與生產的巨大變化已經在經濟年增長率為10%的經濟體中發生過。看來，中國經濟既能實現進步，也能得到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