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在APEC峰會上，習近平倡建亞太自由貿易區得到與會領導人支持，也與美國成功簽訂氣候變化協議；隨后前往布里斯班出席G20峰會，并與澳大利亞簽署了談判十年的自由貿易協定；在斐濟與太平洋島國領導人會晤；然后飛往新西蘭訪問。此外，李克強出席了在緬甸舉行的東盟峰會，與緬甸簽署價值80億美元的協定，加強了睦鄰友好關系。今年十一月是共和國歷史上外交活動最為繁忙的季節之一，也是外交成果最豐碩的季節之一。新形勢下的中國外交，布局更加完善，氣勢更加恢弘，影響更加擴大，道路更加寬廣，突顯出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在國際社交舞臺中的說話分量越來越重要，中國由此進入世界領袖圈的“大國外交”的歷史新時代。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依舊乏力，下行風險加劇，但亞太地區仍然被寄予厚望。在此情況下，無論是短期內穩定經濟增長，還是為經濟快速發展提供長期保障，都要求加強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10月24日，由二十一個創始成員國參加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為“亞投行”）備忘錄的簽署，是為解決亞洲各國基礎設施融資難題，提速亞洲互聯互通邁出的重要一步。習近平指出，亞投行是一種創新機制，有利于推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亞投行的籌建和“一帶一路”的提出體現了 中國“大國外交”的思維和智慧。包容性發展，開放式合作，是籌建亞投行和倡議“一帶一路”的本質特征。所謂“包容性發展”，是指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作、互利共贏的原則，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應當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共謀發展，共享繁榮。所謂“開放式合作”，是指“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完全向區內外國家開放，不預設合作條件和門檻，不排斥和針對任何第三方，不謀求主導和一己私利。

實現互聯互通是亞投行健康運營和“一帶一路”順利建設的基礎內容。金融合作，無疑是構建這種全方位互聯互通合作機制的重要環節。資本的無障礙大流通是金融合作的最為重要目的。要解決亞太地區基礎設施融資難題，就必然要促進資本的合理健康的跨區流動。資本大流通的前提是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也就是要建立公平、統一的信用體系。

信用是一種借貸關系。二戰后，這種由債權人與債務人構成的信用關系開始了社會化進程，已成為當代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經濟關系。大公集團董事長關建中先生提出：信用管理社會化，社會管理信用化。他指出，信用關系作為一種資本組合形態的社會化功能，就是創造更廣泛的社會消費能力，這已被近現代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所證明。

因此，“大國外交”需要信用建設來支撐。

積極倡導和推動亞太地區的互聯互通是中國“大國外交”思維的體現。如果說，基礎設施建設是推進亞太地區互聯互通的基本抓手，那么，信用評級的互聯互通是解決亞太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融資難問題的基本保障。信用評級是人類認識信用社會的一種思想方法，是在評級理論指導下通過解釋債務人償債風險進行社會信用風險管理的方法實踐。可以說，評級理論決定著評級方法是否正確，評級方法則攸關以評級為媒介建立起來的經濟社會信用體系安全。

亞太各國各地區社會制度、發展水平、文化習俗等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資本的跨境流動。如何實現信用信息的互聯互通是解決資本有效合理流動的關鍵。自2008年全球信用危機爆發以來，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主導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懷疑和批評。因此，人類開始思索如何在世界范圍內解決攸關整個人類切身利益的評級問題的實踐和理論，只有按照信用經濟發展規律的本質要求，進行國際評級制度的根本變革，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評級體系，才能徹底解決人類面臨的國際評級問題。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基于跨國評級理論研究首創雙評級體制模式，即具有非主權特征的評級體系與主權國家評級體系共存的制度模式。由此，將會形成新舊兩個國際評級體系并存的格局，從而實現評級風險的制衡。雙評級制度模式是為了解決現有國際評級體系內在矛盾和局限性而形成的新型國際評級體系，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需要。

“大國外交”思維需要雙評級制度模式。當評級方法應用于同一國家或地區市場上所有的信用關系之間時信用級別才具有可比性。這意味著信用級別的評定必須是在一定的區域內或者相同的市場規則下，才具有信用風險的參考價值。對于跨國跨地區的資本組合信用風險參考標準必須具有國際性和區域性，既能從國際信用風險的角度，又能從資本流入地區的角度來雙重揭示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接近客觀的信用關系。這就需要兩種不同的評級方法，世評集團提出的雙評級制度由此產生。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一帶一路”的發展過程中，具有絕對推動力的是跨國資本的流動組合。資本的有效組合需要靠譜的信用評級方法來揭示潛在的信用風險，才能更好地推動項目的圓滿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