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舊常態從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時算起，截止時間可以確定為2012年“十八大”召開之前。舊常態時期中國經濟有四個主要特點：一是經濟高速增長。1978-2012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長：二是經濟增長模式比較粗放。中國經濟主要依靠資源能源投入來拉動增長，積累了比較突出的資源環境問題；三是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1978年以來，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四是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雖然30多年來市場化改革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沒有完全理順。

　　■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從舊常態向新常態過渡的過渡態時期。經濟過渡態時期從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計約5年左右時間。過渡態時期持續多長時間取決于改革和轉型的速度。經濟過渡態有四個特點：一是新舊形態摻雜，既有舊的形態，也有新的形態；二是經濟不太穩定，由于經濟處于增速換擋過程中，總體表現不太穩定；三是不可持續，既然經濟不太穩定，我們就不希望它持續太長時間，而是希望它盡快進入新常態時期；四是存在經濟結構調整陣痛，一些產能過剩行業、附加值較低的行業項目將被淘汰，必然伴隨著部分企業破產的陣痛。

　　■經濟新常態時期是指2016年或2017年以后的5年、10年或更長時期。經濟新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狀態。它有三方面內涵：一是新常態有很多新的表現形態，既與舊常態時期的形態不一樣，也與過渡態時期的形態不完全一樣，新形態集中體現為六大特征；二是新常態應是相對穩定的、是均衡的。如果經濟還在急劇變動，還在增速換擋，還在調整陣痛，就還沒有進入到新常態時期；三是新常態應是可持續的。因為既然是常態，那就不能很短暫，就應持續比較長的時間。

　　■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必須依靠的主要動力只能是“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因而是健康、可持續的。中國目前的許多制度還不成熟、不合理，正因為不成熟、不合理，還可以通過改革來釋放制度變革的生產力。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正處于中后期階段和加速發展階段，還有巨大的釋放結構生產力的潛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未來中國經濟三大發動機

　　從舊常態到過渡態再到新常態

　　最近一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中國經濟要適應新常態，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判斷，也是一個重大的經濟新戰略。既然有“新常態”，就一定對應著一個“舊常態”，同時從舊常態到新常態中間還有一個“過渡態”。本文重點探討中國經濟從舊常態到過渡態再到新常態的路徑和對策。

　　以前的經濟舊常態

　　經濟舊常態時期從何時開始算起？筆者認為有兩種算法：一種是從1978年或改革開放啟動時算起，另一種是從2002年開始算起。截止時間可以確定為2012年“十八大”召開之前。

　　舊常態時期中國經濟有如下四個主要特點：

　　第一，經濟高速增長。1978-2012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長，2003-2007年期間更是達到了年均11.6%以上的增長速度。這在世界經濟增長史并不多見，故有人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

　　第二，經濟增長模式比較粗放。在此時期，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大規模資源能源投入來拉動增長，以致積累了比較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動，據華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8%，要素投入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3.24%。同時，投資效率較低，據史正富的研究，1978-2010年中國的資本產出比為3.92，美國1965-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5.29，日本1980-2010年的資本產出比為14.69。

　　第三，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1978年以來，中國工業化快速推進，2000年以來重化工業更是快速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形成了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直至2013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的占比。大規模建設工業園區、增加工業產值，成為各地的主要追求目標。

　　第四，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雖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化改革取得了明顯進展，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但政府主導經濟的體制始終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各級地方政府程度很深地直接參與了經濟建設，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很頻繁，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沒有完全理順。

　　目前的經濟過渡態

　　經濟過渡態時期從2012年到2016年或者2017年，估計約5年左右時間。過渡態時期持續多長時間取決于改革和轉型的速度。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過渡態時期，未來兩三年仍然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

　　首先，我們來看看經濟過渡態的內涵。內涵包括四個方面：第一，新舊形態摻雜，既有舊的形態，也有新的形態。第二，經濟不太穩定，由于經濟處于增速換擋過程中，總體表現不太穩定。第三，不可持續，既然經濟不太穩定，我們就不希望它持續太長時間，而是希望它盡快進入新常態時期。第四，存在經濟結構調整陣痛，因為過渡態時期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一些產能過剩行業、附加值較低的行業項目將被淘汰，必然伴隨著部分企業破產的陣痛。

　　然后，我們來看看過渡態時期面臨什么樣的機遇和有利條件。

　　第一，在過渡態時期，新一屆中央領導已有了新的發展思路和戰略方針，如強調推進全面改革，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進依憲治國、依法執政，提出要適應新常態，所有這些都有利于我們平穩度過過渡態時期。

　　第二，平穩度過過渡態時期需要口袋里有一些“子彈”，幸運的是，我們還有一些子彈。比如說，目前的財政赤字不是太多，還有擴大財政赤字的空間，同時還有進一步釋放流動性、降息降準的空間，還有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有利用巨額外匯儲備擴大對外投資、推進“一路一帶”等重大戰略的空間，還有強力穩穩的空間。

　　第三，目前已積累了向新常態過渡的一定基礎。如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一直在穩步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已經達到了46.7%，還在進一步上升過程中；就業的壓力并不像我們原來想象的那么大；政府財政收入、企業效益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增幅比GDP增幅更高一些；中西部地區、新興城鎮和新興農村地區有不少發展的回旋空間。

　　最后，我們來看看過渡態時期面臨何種挑戰和不利條件。

　　第一，過渡態時期多種問題在碰頭。不僅有經濟方面的問題，還有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方面的問題，不同問題交織在一起，錯綜復雜，考驗著黨和政府的調控智慧。同時，國內問題還與國際問題交織在一起。

　　第二，過渡態時期面臨著諸多的兩難選擇。比如穩增長與調結構、穩增長和控風險、穩增長與促改革、穩增長與保環境之間，都存在兩難選擇。許多人認為，改革一定有利于經濟增長，其實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一是改革的目的是多元的，包括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等，有時為了維護社會公平不得不犧牲一些經濟增長，而且社會公平確已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是部分改革有可能震破泡沫，影響經濟增長。同時，穩增長與保環境（或建生態）之間也存在兩難，要想有好的環境，經濟增長速度就不能太快。這些兩難問題需要我們通過高超的宏觀調控藝術去解決，需要像“走鋼絲”一樣去維持平衡。

　　第三，在過渡態時期需要花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經濟風險。過去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長積累了一些風險和泡沫，化解這些風險和泡沫僅靠改革、轉型和創新還不夠，還需要運用其他一些特殊的手段，特別是擠泡沫和釋放風險的手段。

　　今后的經濟新常態

　　經濟新常態時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長時期。經濟新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狀態。

　　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有三個方面。第一，新常態有很多新的表現形態，既與舊常態時期的形態不一樣，也與過渡態時期的形態不完全一樣，新形態集中體現下述六大特征中。第二，新常態應是相對穩定的。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應是均衡的。這也是常態的應有之義。如果經濟還在急劇變動，還在增速換擋，還在調整陣痛，就還沒有進入到新常態時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態是幾年之后的事情。第三，新常態應是可持續的。因為既然是常態，那就不能很短暫，就應持續比較長的時間。

　　經濟新常態是一組由多種新常態構成的畫卷，有如下六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今后五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長，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長或中低速增長，因為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現象，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城鎮化達到一定階段后，經濟增長速度就要下臺階。當2030年前后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后，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進一步下降到當今西方發達國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經濟結構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排放結構的新常態。其中，產業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服務業或者第三產業比重占主導地位，并越來越高，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綠色低碳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區域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新型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進一步縮小；排放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減少，氧氣、水蒸氣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經濟質量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經濟效率（勞動力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整個經濟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

　　第四，經濟增長動力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原來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為創新驅動；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轉為主要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簡單說即改革、轉型、創新）拉動經濟增長；需求動力結構內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轉為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轉為主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資轉為主要依靠社會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第五，財富分配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主要實現國富轉為主要實現民富，由少數壟斷行業富裕轉為各個行業共同富裕，由少數人暴富轉為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說，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讓廣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環境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轉為市場主導型經濟體制，政府則由權力型政府轉為服務型政府、由經濟型政府轉為社會型政府，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按照依憲治國、依法執政的要求，由人治轉向法治。

　　如何實現向新常態平穩過渡

　　對策一：加快推進全面改革。全面改革，一方面可為向新常態平穩過渡提供更好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釋放改革紅利、培育新增長點，為進入新常態奠定基礎。因此，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根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要求，加快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六位一體”的全面改革。

　　推動“六位一體”改革，最關鍵的是要處理好八組主體之間的關系——黨與人大、政府、政協、民眾等其他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系、當代人與后代人在資源環境權益方面的關系、民權與特權的關系、國內與國際的關系。

　　對策二：全面推進七大轉型。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也就是經濟全面轉型的過程，推進全面轉型也就是推進經濟向新常態平穩過渡。具體來說，包括七個方面的結構轉型。

　　一是要素投入結構轉型，即由原來主要依靠勞動力、資金、資源能源等一般性要素，向主要依靠人才、技術、信息等高級要素轉型，實施創新驅動。

　　二是排放結構轉型，即增加氧氣、水蒸氣等好的排放，減少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推進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建設生態文明。

　　三是產業結構轉型，即推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或高度化、產業高端化、產業特色化、產業集群化、產業品牌化、產業綠色低碳化、產業融合化、產業國際化、產業信息化等。

　　四是區域結構轉型，即推進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和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和城鄉差距，建設全國統一市場。

　　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轉型，即前面已提到的主要依靠“三大發動機”，或者說制度改革、結構轉型升級、創新驅動來拉動經濟增長。

　　六是財富分配結構轉型，即通過壟斷行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實現收入財富的公平分配。

　　七是發展目標結構轉型，即由原來主要追求經濟總量的增長，向主要追求經濟質量和效益轉型，由原來主要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向主要追求有形物質增長和無形財富的共同增長轉型，由原來主要追求大國，向主要追求強國轉型。

　　對策三：推進多層次創新。創新包括觀念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含服務創新）、模式創新等內容。觀念創新主要解決思想市場的建設問題，培育全民的創新意識。

　　技術創新必須落實到產品和工藝創新層面，而不是制造很多華而不實的“科研成果”。管理創新包括管理手段的創新、管理內容的創新和管理服務的創新等。模式創新主要指發展模式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等。總之，全面實施創新驅動，通過創新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培育新的增長點，實現向新常態平穩過渡。

　　對策四：全力控制風險。中國經濟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已積累了一定的風險，這是我們向新常態過渡過程中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向新常態過渡是否平穩，主要取決于能否控制好風險。控制風險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解決好存量風險，主要是鎖定、釋放和化解存量風險；另一方面是控制好增量風險，主要是減少增量風險，同時要有底線思維，做好應對風險沖擊的準備。

　　尋找向新常態過渡的“新動力”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經濟增長客觀上有哪些動力？

　　第一組動力：需求邊動力。即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過去多年來，很多人將其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增加消費。我們不能否認，這“三駕馬車”確實是經濟增長需求邊的短期動力，但也要認清：它們僅僅是需求邊的動力，短期的動力，而且是有許多副作用和后遺癥的動力，是經濟危機和經濟過度下行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

　　第二組動力：要素投入動力。即通過大規模要素投入也能帶來經濟增長。眾所周知，在生產函數關系式中，等號左邊是GDP或者產量，等號右邊就是資金、勞動等生產要素。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就是通過大規模的生產要素投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組動力：效率提高動力。在生產函數關系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解釋。也就是說，提高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也能帶來經濟增長。那么，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

　　其中，制度變革或改革通過調動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優化資源配置、改善消費者和投資者預期等途徑釋放生產力；工業化（含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通過將人口和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或區域向高效率部門或區域轉移釋放生產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通過直接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國民經濟運行效率釋放生產力。

　　第四組動力：中國特色動力——“五駕制度馬車”。前三組動力都是經濟學比較容易解釋、世界各國都通行的動力，除了這些動力之外，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有五個特色動力。

　　第一，“價格制度動力”，即通過價格管理部門的價格管制，將許多商品的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的價格，人為地壓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競爭優勢，促進出口，帶來經濟增長。其副作用是過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資源，并把子孫后代的資源提前用了。

　　第二，“財稅制度動力”。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安排偏向經濟建設來促進經濟增長，這與那些將社會福利保障支出優先安排的國家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制度動力”。突出表現在貨幣制度設計上，在央行不獨立的情況下，貨幣發行要重點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而非主要維持幣值穩定。

　　第四，“土地制度動力”。在城鄉差別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將農民和農民集體的土地低價買過來，經過整理后再高價賣出去，形成“土地財政”，再通過“土地財政”推動地方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五，“考核制度動力”。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財政收入和工業增加值等指標，于是各地競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形成萬馬奔騰的局面。這五大特色制度動力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象。

　　問題是，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一步，上述哪些動力開始靠不住了，哪些動力是未來必須主要依靠的動力？筆者認為，未來必須依靠的主要動力只能是“三大發動機”，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另外三組動力越來越靠不住了。如“三駕馬車”中的出口，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明顯下臺階了，從以往的年增長20%以上，降到了近幾年的8%左右，2012、2013年出口都只增長了7.9%，2014年前10個月只增長了不到6%。投資的邊際效益明顯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債務壓力。消費一直相對穩定，難以有大的改觀。

　　通過大規模生產要素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則遇到了資源越來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日益加大、霧霾很嚴重的挑戰。“五駕制度馬車”在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它們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確定的全面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三大發動機”既健康又富有潛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因而是健康、可持續的。中國目前的許多制度還不成熟、不合理，正因為不成熟、不合理，還可以通過改革來釋放制度變革的生產力。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正處于中后期階段和加速發展階段，還有巨大的釋放結構生產力的潛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總之，在向新常態過渡時期，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動力只能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或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

　　（李佐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