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國過去高增長階段的發展事實表明，政府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實現了投資主導權的自我強化。由于其激勵機制有別于市場，所以當市場利潤格局發生改變時，政府的決策慣性使之難以按市場要求來推進投資的“去趨同化”，且在短期增長目標的刺激下，反而會形成虹吸效應而使投資繼續涌向供給過剩的部門，甚至引發民營資本的盲目跟隨以及金融部門的傾向性支持，于是投資趨同度被進一步推高，整個社會的生產活動趨于放緩。

如果政府此時為了刺激經濟而采取寬松貨幣政策，那么新增的流動性往往會被繼續配置于過剩部門。由于利潤前景黯淡，這些流動性將轉向投機，即以各種渠道涌向資本市場，結果就是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

上述情況說明，繼續沿襲以往的投資配置方式，只會加劇投資趨同，從而放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換言之，經濟增長乏力并非高投資之罪，因為當投資過度趨同時，無論投資多少都將難以發揮其應有作用。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適度弱化投資趨同的投資政策導向不乏是一項保持新常態下經濟穩定增長的有效方略。筆者測算顯示，如果投資趨同度適度弱化能夠有效實現，那么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區間將大致為7%～9%。

適度弱化投資趨同的對策建議

推動政府向市場讓渡投資職能，同時強化其在公共服務、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的社會職能。政府預算應以公共服務為導向，并逐步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資。

促進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構建完善的市場機制提供制度保障。健全市場的進退機制及獎懲機制，實現微觀主體“易于進入、嚴于監管”的良性市場化氛圍。促進針對不同所有制、不同規模企業的法律法規的完備與統一。

政府應慎重提出具體的產業化導向政策，逐步取消對特定行業投資的特惠式鼓勵政策，比如免稅、補貼、低利率、無償占用各種經濟資源等，這會導致企業的實際成本收益核算失真，從而使低效率企業不易退出，又易引發其他投資主體不計成本地盲目跟進，從而加劇投資趨同，資源配置進一步扭曲。

經濟新常態下，全民創新將成為重要的經濟發展動力。從廣義上看，創新的內涵應包括觀念創新、組織結構創新、產業協調創新、技術創新等多個維度的“革命”。狹義的技術創新只是廣義創新的一部分，取決于一國長期的知識、人才及資本積累等條件，難以一蹴而就，應視為一個長期過程。因此，從宏觀上看，投資的弱趨同化可作為一個考量廣義創新的有效指標。

應積極推動市場來引導投資的“去趨同化”，即通過構建規范有序的破產清算機制，強化市場的淘汰功能，使投資主體承擔真實的風險與損失。

構建靈活、高效、有風險擔當的金融市場，讓金融企業以效益和風險自主承擔市場主體責任，從而提高產業投資的融資效率，以促進投資的“去趨同化”。

賀京同 那藝 劉倩（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