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從今日（8日）7時至10日12時，北京啟動空氣重污染最高預警級別——紅色預警措施。這是自2013年10月發布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以來，北京首次發布紅色預警。

　　紅色預警措施內含強制性和建議性兩類，相當于以控霾為大前提，整體上調整了社會運行和社會秩序。對于一部分社會成員和機構來講，這是緊急制動——機動車按單雙號出行，公務用車在單雙號行駛基礎上再停駛30%，中小學、幼兒園停課；對另一部分而言，則是一種動員和集結——公交地鐵提升運力，交管加大執法力度，環保部門廣泛進入企業督查，京津冀啟動環境執法聯動機制。對比一周前因未及時啟動紅色預警而備受詬病的情況，北京市政府此次有備而來，以統籌協調的效率、與公共輿論的充分互動，贏得了口碑。

　　北京最先與中國的“發展病”短兵相接，也自然扮演了率先求解大氣治理問題的角色。以北京式方案回答全國性問題，已經成為了公眾的一種心理期待，這從國家環保部此次對北京及時發布紅色預警的肯定和配合中就能看得出來。因而，在啟動紅色預警之后，如何充分利用應急動員為長久治理騰挪出的寶貴空間，如何正向發揮在應急狀態下培養的社會自治能力和公眾自覺，也是北京及其所帶領的京津冀地區要率先給出示范的。

　　和任何一種應對自然災害、公共突發事件的緊急動員一樣，每一次霧霾預警，最終都是為了徹底終結預警的可能，而不是為了規訓出適合隨時接受預警的社會心理；是為長久治理騰挪出空間，而不是為容留原有的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余地。紅色預警出現在治霾的強烈共識之下，勢必會加強政府與社會聯動，深化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治的互動，但如果把這種聯動理解為“民眾還可以再讓渡權利”，看做民眾對現有發展方式的實際耐受度，作為前提的治霾共識就會被消解。

　　比如，單雙號限行是民眾對應急狀態的一種忍受，本質上是一種以權利（出行）換權利（呼吸）的無奈選擇，不能認為經過多次緊急狀態的規訓就能將其常態化，也不能輕飄飄的將其看做隨時可以用來墊背的公共政策。再比如，包括北京在內，單個城市緊急預警出現的頻次，實際是對京津冀環保一體化進程的一種評估，越頻繁、越及時、越訓練有素的應急動員，就越會反襯出三地經濟結構升級的緩慢、環保一體化的滯后。而后者，終將會引起民意反彈。

　　必須要說，北京首啟空氣重污染紅色預警是一種有勇氣的行為，也將產生全國性輻射。但恰恰因為最高預警意味著巨大的社會動員，恰恰因為民眾呼喚已久，施政者更容易看到的是它對社會焦慮的緩解性作用，而不是它對霧霾治理的緊迫性要求。恰恰是因為預警之下的社會動員完成得如此成功、信息流動如此高效，最初的事實更容易被遮蔽——民眾對于紅色預警的巨大訴求，已經是對大氣污染以及產生這種污染的經濟發展方式忍耐到極點的體現。

　　重霾之下，每一次政府與社會的共識都變得相當珍貴，必須充分的、正向的利用好紅色預警給治霾延拓出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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