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衡陽市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工作，已退休10年以上的環衛工人，大約有六七百人。他們的退休工資，至今還是2000年的標準，每月800元左右；加上原單位發放的補貼，每人每月的養老金在1000元上下。已至暮年的他們，日常生活被粘結在低劣艱辛的層次上，與貧困進行著沒完沒了的打不贏的戰爭。他們是一群被遺忘的人。今年5月份，這些沉默著掙扎了幾十年的勞動者們鼓起勇氣給省領導寫了封公開信，希望能“像事業單位或企業單位一樣”，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成果。

大街上的陌生人

1970年，19歲的粟曉玲已在衡陽縣鄉下待了兩年。她是下鄉鍛煉的知識青年，整天“跟農民伯伯打成一片”，感覺單調而辛苦。這一年，衡陽市衛生系統去衡陽縣招工，打著醫院、防疫站等單位的旗幟，很是誘人。粟曉玲以為能去醫院工作，興沖沖報了名，來了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市環衛處。她看到環衛處只有一間破房子，工作也又累又丑，就不想來，把戶口裝到身上，不去報到。環衛處說你再不來，戶口就要吊銷了！粟曉玲才扭扭捏捏地來上班。

今年61歲的粟曉玲，身材高挑，臉上仍能看出年輕時美麗的痕跡。她說：“……來了就掃大街。那時候好害羞的。我把口罩戴到眼睛下面，帽子壓得低低的，不讓別人看見。人家問我在哪個單位工作？我說是兵工廠的。人家問是哪個兵工廠？我說是‘1009兵工廠’，因為我們挑糞桶，一根扁擔是1，兩只糞桶是兩個0，還有一個挖糞的勺子是9。”

23歲時，粟曉玲找了對象。男方是本單位開垃圾車的司機。那時候，整個衡陽有江東、城南、城北3個區，只有3臺垃圾車。沒有拉糞的汽車，沒有水車，環衛工自己拉著板車，拿著掃把清掃大街，灰塵噴得他們全身都是，很多環衛工得了肺結核。粟曉玲得的是關節炎，因為不管刮風下雨、下大雪，都要出來干活。秋天落葉多，要一天到晚不停地掃。單位規定，掃大街的環衛工凌晨4時就要出來，要在普通市民上班之前，把大街打掃干凈，但有的老工人3時就出來了，掃完一遍大街，他們還要回去給小孩做早餐、穿衣服，送他們上學。

除了掃大街之外，環衛工的工種還有掏大糞、掃廁所、運垃圾等。在一般市民眼里，他們是大街上的陌生人，是經常看見卻不會感到興趣的人。他們從事著骯臟、勞累、單調乏味和貶低身份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她們習慣和麻木了個人尊嚴受到傷害。她們沒有社會生活，沒有休閑娛樂的時間和心情。

剛參加工作時，粟曉玲的月工資是27元。1979年工資改革，她的月工資漲到了50元，與企業單位職工差不多。那時候到處都是窮人，生活卻也能過得去。環衛處是事業單位，是“吃皇糧的”，收入旱澇保收。他們星期天可以休息，看病可以實報實銷，不用自己掏錢。單位的勞保福利很好，女職工每月有衛生費，還可以領到肥皂、解放鞋、喝水的小鋁壺等等。

女掏糞工今昔

張九妹是湖南零陵人。母親懷她6個月時，父親去世了。生下她兩個月后，母親去世了。奶奶帶她帶到7歲，奶奶也去世了。小姑把她帶大。她喊小姑叫“媽媽”，喊姑父叫“爸爸”。1948年，姑姑和姑父調到衡陽鐵路材料廠，張九妹跟著來了。

1974年，衡陽環衛系統招工，280人的指標，鐵路家屬就來了180人，其中就有張九妹。那時候她已30多歲，在衡陽冶金廠當臨時工。她的丈夫，是這個單位的正式工。張九妹也想要個“正式”的名分。

來了就當一線工人。收尿、掏糞。第一次去收尿，老工人領著她，跟居民說這是環衛處新招的工人。居民看不起她，說“你怎么來搞這樣的工作呢？這個工作好丑”！居民家里裝尿的器皿，有的是痰盂，有的是尿桶。張九妹到家家戶戶去收，把尿倒進車子里，再拉回單位，倒進池子。一個月的任務是100多擔尿，超額一擔獎勵8分錢。張九妹每月能超額四五十擔，多則超額100多擔。丈夫和兩個女兒放了假，也來幫助她收尿、拉車。

掏糞時，她負責5個廁所，有居民的、單位的、旅社的，從凌晨一直干到晚上六七時。每天在疲憊和煩惱中回到家里，還有4個孩子等著她照料，忙不完的家務事。翌日凌晨3點半，張九妹就從家里走出來。她家住在江東，上班在江西。10來里地的路，公交車票兩分錢，張九妹舍不得買，步行上班。早晨去得晚些，有些廁所的糞就讓農民偷走了。有一天，張九妹少掏了7擔糞，單位扣了她的工資。

舒適和體面的工作，對她是一種奢望，有時還要挨打。張九妹說：“……我到小旅社去挖糞，去早了他們還沒起床，怪我去早了，去晚了說我們吃飯呢，你挑糞過來好臭的！一車糞裝6擔半，居民把我的名字也叫‘6擔半’，我從他面前過，他就吐口水：‘趕快過！趕快過！’‘你是不是勞改犯，怎么會來掏大糞呢？’我說：‘我是勞改犯，你更是勞改犯！毛主席說72行行行出狀元，你怎么能這樣說呢？’他們說：‘“6擔半”好厲害呀！’就圍著我打。經常挨打。‘好討厭你這人！’老年人也打我，看不上眼。”

“碰到農民來掏糞，我要跟農民打架。幾個農民一起上，我怎么打得贏？我就拿起扁擔打。居民不會幫我的忙。我沒辦法，就站到車子上面，把腳扒開，用糞勺挖起大糞，嘩嘩嘩，往他們身上潑糞。農民都嚇跑了，居民出來看：‘這個勞改犯，好厲害，把農民都打跑了。’”說著，張九妹呵呵笑起來。

當時，像張九妹這樣的女掏糞工，在她所在的區里還有二三十個。其他幾個區也大抵如此。在這個職業領域，婦女比男人更容易受到傷害。她們每天都經歷著由于沒有尊嚴、沒有安全感的種種痛苦。這是一種自我傷害化的“男女平等”。

有一年夏天，張九妹掏了一車大糞，拖回來時，走到湖南路，突然暈倒了，行人把她送到醫院，一量是高血壓，心臟也有問題。“1977年我調到江東。主任看我掏大糞好厲害，分我到火車站。那里的廁所多。樓上旅客屙尿，下面一個池子，像壕溝似的。我下到溝里掏……講起來好丑！有時上面的旅客解完大便，要放水沖，我正在下面挖，屎和水一起沖下來，全都沖到我大腿上了。”

她笑著，似乎是輕松地講述往事，但是每講一段，她就要發出一聲深沉的嘆息：

“好苦哇……”

這些飽經滄桑的人們

一起招來的180名鐵路家屬職工，干著干著都跑了。張九妹說：“我是堅決干下去，因為可以拿到退休工資，結果退休工資還是這么少……”年復一年，張九妹掏了10來年大糞。退休前三四年，掏糞不再用人力了，單位安排張九妹去當門衛。1987年張九妹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