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時候，她、粟曉玲以及其他的老環衛工們，他們都相信最苦的日子已經過去，他們的所有犧牲，會換來晚年無憂的生活保障。但漸漸地，他們發現，自己在持續遠離而不是接近理想中的幸福余生。

退休時，張九妹的退休工資是56元/月。現在是1007元/月。退休不久，丈夫就去世了，4個孩子陸續長大。原來的房子要拆遷，如今她單獨住在一間租來的屋子，每天早晨5時起來，刷刷牙，洗洗臉，去湘江風光帶走走。回來，看外面有喜歡的早餐，就買點吃，不喜歡就自己做。燒氣貴，她就燒煤。孩子們不讓她做事。中午吃一餐飯，晚上吃中午的剩飯，7點鐘看新聞聯播，然后睡覺。

如果沒有病痛的折磨及賬單的威脅，75歲的張九妹，尚能過上一種最低限度舒適的生活。但，生活費用的持續上漲和缺乏基本的醫療福利保障，使她余生的前景不斷暗淡。

“那時年輕，好多疾病沒發出來。臟水是有毒的噻！年輕時可以抵得住，老了病就來了。我陰道發炎有六七年了。一個月吃藥得三四百塊，難得治好。我還有高血壓、關節炎、慢性咽炎……好多病。衡陽上坡路多，我的關節炎是拖大糞車拖的，身上衣服濕了，顧不得換，就在身上溻干了。”

她的前同事，珠輝區的環衛女工王維敏，1997年因工傷提前退休。她有一個鄰居，在糧食系統企業工作，與她同時退休，退休金比她少200元。現在鄰居每月能拿1400多元退休金，王維敏只有1003元。她愛人沒有工作，也沒有退休金。六七年前，王維敏開始用一個破舊的小本本記賬，買幾毛錢的菜都要記上。他們全家5口人，每月的生活費用是1000元。如果開支不超標，他們可望每月有3元錢的結余。實際上，他們一家的生活，全靠丈夫做生意的妹妹接濟。

“上個月我愛人摔傷了肋骨，不敢去醫院，”王維敏的丈夫劉先生說，“因為醫保每個月只報銷幾十塊錢。上次她去看眼睛，檢查一下，買兩瓶眼藥水，就花了130多元，她心疼得不行。醫生開的藥方，她拿到藥店里買便宜藥。但醫生也怕病人去外面買藥，寫的字外面不認識，只好在醫院里買。”

他們是長期陷入貧困，而又缺乏福利依賴的一群人。由于收入趕不上通貨膨脹的變化，因而他們的退休工資實際變得越來越少。他們也無從彌補家庭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赤字。貧窮使他們喪失了擺脫貧窮的能力，腐蝕著他們的希望和夢想。

蒸湘區68歲的袁良鳳、雁峰區78歲的費錫玉、珠輝區67歲的戴麗玉……她們個個飽經滄桑。退休后，沒有人來看望過他們，除了自己的家人，他們真的被社會遺忘了。她們已經習慣了承受經濟的壓榨和社會地位的低下，他們經歷著超越自身能力控制的命運的一次又一次跌落。他們每天所發自心底懼怕的，是“沒有最糟，只有更糟”。

2006年起，原單位為他們發了每月200元左右的生活補貼，使他們的退休金達到了每月1000元左右。此后又原地踏步了6年。2009年，根據省里的文件，他們的人均津貼水平有望達到每月650元。有幾十名老環衛工人拿著文件去區環衛局、市環衛處以及市、區政府、人大反映情況。政府承認有這個政策，但因為種種原因難以履行。有一個區的新任環衛局長保證說：“如果其他區的退休環衛工人都發了這個錢，我馬上一分不少地發給你們！”

僅僅是屬于他們這個不大的群體的痛苦，很容易被社會所忽視。他們也缺乏更多反映自己痛苦的渠道。在這個無數人共同生存且充滿競爭的環境里，他們是最沒有競爭力的一群。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幾名老環衛工悠然地說起，跟她們一起去市里反映情況的老同事，年齡最大的是80多歲，還有的，如今已然離世了。

“我們都是六七十、七八十歲的人了，還能活好久？拿一千零幾塊錢的退休金，能要我們拿到死嗎？”67歲的戴麗玉說。

2012年5月27日，戴麗玉、張九妹、袁良鳳等衡陽4個區的128名退休環衛工人共同簽名，給湖南省委書記、省長寫了一封公開信，反映他們的退休工資11年未曾增加的情況：“11年來，事業單位加工資我們沒有份，說我們不是公務員；企業單位加工資，說我們不屬于企業，所以也不給我們加。在我們的再三要求下，原單位于2006年下半年發了200元左右的生活補貼，除此之外再未增加。”

公開信希望省領導“關注并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讓我們也能像事業單位或企業單位一樣，隨著物價的上漲增發適當的生活補貼，讓我們環衛行業這群弱勢群體的退休干部工人也能享受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成果，兌現黨中央關注民生的精神”。

面對這些來自底層勞動者的吁求，衡陽市政府給出的答復是：盡快研究解決提高四區環衛部門退休工人生活補貼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