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我們這個年代里最大的好消息之一，而這一偉大成果發生的中心地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這并不是說那邊有更多的小孩出生，事實上，用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話來說，我們已經達到了“峰兒”（兒童的峰值）。就是說，今天有大約20億的兒童，因為生育率的下降，以后永遠也不會有更多的兒童了。

但是今天20億兒童中的更多人將存活到成年并生兒育女。他們是2050年的年輕人的父母。這是2050年95億人口預測的來源。你并不需要通過失去一個孩子（神不允許這樣的事發生），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等當了父母才知道嬰兒死亡率下降是一件好事。

那么這么多人將需要多少食物呢？按照去年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的最新預測，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將面對超過100%的全球需求增長。這幾乎占據了GDP增長的全部，特別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生產更多的糧食，不僅僅為了滿足人口增長，還因為我們正在一步步消滅貧窮，而普遍發生的營養不良問題意味著今天仍然有將近8億人每天晚上是餓著去睡覺的。而我想問一問富裕國家的人，誰會說貧窮國家的GDP增長是件壞事？

但因為這一增長，給我們帶來了非常嚴重的環保問題。農地非農化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大來源，或許還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大來源。這是為什么需要農業集約化的另一個原因：我們需要在有限的耕地里種出更多的糧食，以保護熱帶雨林以及剩余的自然棲息地不被開發耕種。

我們還需要解決有限的水資源的問題，不僅僅消耗含水層，還因為氣候變化造成的大陸農業中心地帶預計會遭遇的越來越大的干旱襲擊。如果我們從江河里取走更多的水，我們將加速在這些脆弱的棲息地的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我們還需要更好地管理氮的使用：人工肥料對于養活人類是必要的，但使用效率低下造成了墨西哥灣以及世界許多沿海地帶的死區，也造成了淡水生態系統中的富營養化。

光坐在那里希望技術創新會解決我們的問題，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更加積極地宣傳，要更有策略才行。我們必須保證技術創新能進展更快，方向正確，而且為最需要它的人們服務。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曾經碰到過同樣的問題。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發表《人口炸彈》一書時，他寫道：“要養活所有人類的戰斗已經結束。無論現在開始什么樣的應急計劃，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都會有上百萬的人死于饑餓。”他的意見是明確的，在印度這樣的爛攤子國家，人們遲早是要挨餓的，所以應該取消對他們的糧食援助，以控制人口增長。

埃利希并不是命中注定就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大家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幾億人都可能已經不必要地死去了。但在該事件中，營養不良的現象大大降低，印度成為了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這都要感謝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綠色革命。

重要的一點是要記得，博洛格和埃利希一樣擔憂人口增長的問題。他只不過覺得值得為此做一些努力。他是一個務實的人，因為他認為應該做能夠做到的事情，同時他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因為他認為世界各地的人都應該有足夠的食物。

那么諾曼?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轉向科學和技術尋找答案。人類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種，從衣服到犁，技術是區別我們與其他猿類的主要特點。他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主要馴化作物的基因組上，例如，如果小麥可以長得更矮，而且更注重于長種子而不是長秸稈，那產量就會提高，由于倒伏而造成的糧食損失也將減少。

在博洛格2009年去世之前，他花了很多年的時間與為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因反對農業現代創新的人作斗爭。他說過：“如果反對者成功地中止了農業生物技術，他們可能就會讓他們已經預測了近40年的饑荒和全球生物多樣性的危機變成現實。”

而且，由于從富裕國家蔓延開來的所謂環保活動，我們已經離這樣的情況很近了。生物技術沒有被他們中止，但成本被弄得過于高昂，讓除了巨無霸公司之外的所有人都只能止步。

現在在各個國家，讓一種作物通過監管系統需要花費幾千萬美元。其實我剛剛從作物生命協會看到的最新數字表明，從發現一個新的作物性狀到完全商業化，成本是1.39億美元，所以公開資源的或公共部門的生物技術確實沒有機會。

令人沮喪地具有諷刺意味的一點是，反對生物技術的活動者抱怨說，轉基因作物只有大公司才能銷售，而對于這種情況的出現，他們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出了更大的力。

在歐盟，該系統處于停滯狀態，很多轉基因申請已經等待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但被法國、奧地利這樣的反生物技術國家的扭曲的國內政策永久性地擱置了。在全世界范圍內，監管延遲從2002年的3.7年增加到現在的超過5年半。官僚主義的包袱越來越大。

法國，請記得，他們曾經很長時間拒絕接受馬鈴薯，因為它引進自美國。正如一位評論家最近所說，歐洲正處于成為食物博物館的邊緣。我們這些飲食無憂的消費者被過去傳統耕作的浪漫懷舊蒙蔽了雙眼。因為我們有足夠的食物，所以我們有條件沉醉于自己的美學幻覺中。

但同時，主要糧食作物的全球產量增長已經停滯了，正如喬納森?弗雷（Jonathan Foley）等人上月發表在《自然通訊》雜志上的研究所表明的。如果我們不能繼續保持提高產量，我們確實會有麻煩，無法跟上人口增長和相應的需求增長，價格會上漲，同時更多的自然的土地會被轉為農業用途。

再引用一下諾曼?博洛格的話：“我現在說，世界上的技術，已有的或者在研發庫中已高度開發了的，能夠可持續地養活一百億人。今天更具針對性的問題是，是否允許農民和農場主使用這些新技術？富裕國家當然可以負擔得起采取超低風險的立場，花更多錢來買用所謂“有機”方法生產的食物，但低收入、缺糧的國家里十億營養不良的人負擔不了。”

就像博洛格說的，也許在所有的神話里面最有害的一個就是，有機生產對人或環境更好。有機產品更健康的說法已經在科技文獻中被一遍遍地證明為錯誤的。我們也從許多研究中看到，有機生產的生產效率低得多，同樣土地面積的產量低了40-50%。土壤協會最近的一份報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談論有機產品養活世界，閉口不提生產率上的差距。

報告中也沒有提到，總體上說，如果考慮進土地置換效應，有機生產對生物多樣性也是不利的。他們反而是在談論一個理想世界，西方人總體來講吃更少的肉，攝入更少的熱量，這樣發展中國家的人就能有更多食物。這是簡單化的胡說八道。

如果你仔細去想一想，有機運動的核心是一種拒絕主義。原則上它不接受許多現代技術。就像賓夕法尼亞州的亞米希人用馬車把他們的技術凍結在1850年，有機運動也基本上把技術凍結在1950年左右，而且并沒有更好的理由。

然而，該運動甚至也沒有一以貫之地應用這一觀點。我讀到的一份近期的土壤協會雜志上說可以用火焰噴射器爆掉野草，或者也可以用電流燒，但良性的除草劑，如草甘膦，仍然不行，因為它們是“人工化學物質”。

在現實生活中，實在沒有理由說明為什么避免使用化學品會對環境更好，事實正好相反。洛克菲勒大學的杰西?奧蘇貝爾（Jesse Ausubel）和他的同事們研究過，如果還是使用1961年的技術，要達到今天的總體產量，印度的農民需要多耕種多少農田。答案是六千五百萬公頃，相當于法國的國土面積。

在中國，種玉米的農民們省下了一億兩千萬公頃土地，相當于兩個法國的面積，多虧了有現代技術幫助取得高產。在全球范圍內，從1961年到2010年，農田面積只增長了12%，而人均熱量攝入量從2200千卡增加到了2800千卡。所以即便人口增加了三十億，每個人還是有更多的食物，多虧了在此期間產量增長了300%。